《野火集》

  • 因为集权,所以资讯不完整,所以程序不透明,所以结论可以操纵,所以掌权者可以滥权而人民无力挑战。

  • 集权,其实是有明确特征的。街上穿着制服的人用什么态度对不穿制服的人说话;办一件简单的事情要跑多少个机关盖多少个官印;书店里买得到和买不到的是些什么样的书;最宏大的广场上竖起的是什么类的纪念碑、什么人的铜像;新闻主播用什么样的语调和用词描述什么样的事件;灾难发生时,人们看见的是英明的救灾领导还是哀苦无告的灾民……

  • 威权政治因为太庞大,迫使我们将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它身上而忽略了其他的压迫,

  • 我也确信那个不公的体制得以存在,是因为个人允许它存在;比体制更根本的问题,在于个人。

  • 民意可能恶质化成一种多数的、平庸者的暴力,限制个人的发展,

  • 当集平庸之大成而形成的民意越来越是社会主流的时候,制衡这个趋势就得让更多的思想顶尖的个人出头……一个社会中特立独行的人越多,天分、才气、道德勇气就越多。

  • 政治责任由独裁政体转到了个人肩上时,个人顿时发现了自己体质的虚弱。

  • 那打破了专制的英雄们竟是无数个专制的个人。个人,才是黑暗的真正来源。

  • 想一想,在一个只能装十只鸡的笼子里塞进一百只鸡,会是什么光景?台湾,就是这样一个笼子;你与我,就是这笼子里掐着脖子、透不过气来的鸡。我们既不能换一个较大的笼子,又不能杀掉一半的鸡

  • 你自己不做恶事才只尽了一半的责任,另一半的责任是,你不能姑息、容忍别人来破坏这个社会秩序。

  • “当我对一个制度不满的时候,我有两条路:或者离开这个国家,或者循合法的途径去改变这个制度。

  • 法制之所以重要,我们说,是因为它使齿不尖、牙不利的渺小的个人也获得保障。

  • 当所谓“法制”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、僵硬的方格子,把每一个血肉做成的“人”锁在一方方小格子里的时候,这个法是不是违背了当初之所以有它的本意?

  • 我很怕谈“爱国”,因为我知道当群众对“爱国”认起真来而至狂热的时候,这个“国”就成为一顶大帽子,要压死许多不那么狂热的个人。要谈爱国,我宁可一个人上山捡垃圾。

  • 如果雅典政府既不许他离境,又不给予他改革的管道,他就没有义务片面地做个循规蹈矩的公民。

  • 开始的时候,课堂上问学生问题得不到回音,我以为是学生听力不够,于是我把英语慢下来,一个字一个字说,再问,还是一堵死墙;于是改用国语,再问。我发觉,语言的问题其次,思想的贫乏才是症结所在。

  • 育婴式的大学教育刚好吻合心理学家Levy早在一九四三年给所谓“过度保护”(Overprotection)所作的诠释:第一,给予过多的接触——“有任何问题,随时来找我”;第二,禁止他独立自主——“你不许……”;第三,将他“婴儿化”——“乖,早睡早起”;第四,把自己的价值取向加诸其身——“你听我的……”在这种过度呵护的幼稚教育下成长的大学生,遇事时,除了“泪眼汪汪”之外又能做什么呢?

  • 我们的教育政策究竟希不希望教出独立自主的学生来?答案若是否定的,这篇文章便毫无意义,可以烧掉。

  • 但是“尊师”,如果指凡“师”必“尊”——只因为这个人在这个位子——那就是鼓励盲目地服从权威。

  • 令我忧心不已的是,这些“不敢”、“泪眼汪汪”、“没有意见”、“不知道”的大学生,出了学校之后,会成为什么样的公民?什么样的社会中坚?他能明辨是非吗?他敢“生气”吗?他会为自己争取权利吗?他知道什么叫社会良知、道德勇气吗?

  • 中国人重形式、作表面的习性到处可见,标语的泛滥只是一个表征。

  • 要恢复民族自信心吗?何不在玉山顶上刻几个大到火星人都看得见的字:“中国第一”。

  • 今日的台湾若真有厚实的文化传统,不需要努力地“宣扬”,人家自然会慕名而来。台湾的内在若是空虚浅薄,我们再“宣扬”又有什么意义?

  • “崇洋”这个词本身就是个骂人的话,表示我们的社会一方面深深受西方文明的吸引,一方面心底又有很深的排拒感。

  • 第三种常出现的反应,尤其来自官方,是说:“那是西方的,不合台湾实情!”这“不合台湾实情”是个很重的大帽子,一方面骂人家崇洋,一方面骂人家不切实际,一方面也挡住了改革的呼求。什么建议或观念,只要加上“西方”的标帜,就容易以“不合台湾实情”来打发掉。

  • 用自家一把尺量天下的,不仅只西方人而已。

  • 道路,是让人走的,可是有人觉得路也要发挥宣导教化的功能。于是我们走路时,眼睛还得忙碌地吸收知识;直的标语、横的口号,像鞭子一样抽打在眼睛上:

  • 希望中国人的下一代,可以在任何一个晚上,站在任何一个地方,说出心里想说的话而心中没有任何恐惧。我们这一代人所做的种种努力,也不过是寄望我们的下一代将有“免于恐惧的自由”。

  • 亲眼目睹这样一个切肤痛苦的过程,你或许对台湾民主的所谓“乱”有新的理解。它所有的“乱”,在我个人眼中看来,都是民主的必修课;它所有的“跌倒”都是必需的实践,因为只有真正跌倒了,你才真正地知道,要怎么再站起来,跌倒本身就是一种考试。所以,容许我这样说:台湾民主的“乱”,不是乱,它是必上的课。

  • 如果你说的“中国”指的是“国家”那个管理组织,我对“国家”没有梦,国家是会说谎的;但是如果你说的“中国”是指这块土地上的人民、这个社会,我怎么会没有梦呢?

  • 今天晚上,站在这里说话,我心里怀着深深的恐惧,害怕今晚的言词带来什么“后果”。我的梦想是:希望中国人的下一代,可以在任何一个晚上,站在任何一个地方,说出心里想说的话而心中没有任何恐惧。我们这一代人所做的种种努力,也不过是寄望我们的下一代将有“免于恐惧的自由”。

  • 所谓公民意识,基本上就是一个社会里的个人清晰地认识到几个基本原则,譬如:一、政府存在的目的是“为人民服务”,因此当它不称职的时候,撤换它重组它是不必商量的根本权利。二、政府就是会腐败,而且一定会隐瞒真相,因此公民必须把自己的监督权发挥到极致。三、促进社会进步,公民不能消极地被领导,他必须主动、积极,他必须强悍,他要从跪着的位置站起来。

  • 库哈斯利用了北京政府“集权”又“集钱”的交集时刻,只有在这个特殊条件之下他才敢这么“胆大妄为”地做。

  • 传统的“气质氛围”,并不是一种肤浅的怀旧情怀。当人的成就像氢气球一样向不可知的无限的高空飞展,传统就是绑着氢气球的那根粗绳,紧连着土地。它使你仍旧朴实地面对生老病死,它使你仍旧与春花秋月冬雪共同呼吸,使你的脚仍旧踩得到泥土,你的手摸得到树干,你的眼睛可以为一首古诗流泪,你的心灵可以和两千年前的作者对话。